四县抗敌总会创建始末

李长荣

谈到“茅山抗日根据地”陈毅司令员在四抗会旧址“争取纪振纲”、“动员樊玉琳”、运筹帷幄“组建四抗会”的历史画卷就在我脑海里一幕又一幕地展现开来。

1938年6月，新四军一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7月7日，一支队在宝堰镇召开了四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陈毅同志亲自参加会议进行指导，并在讲话中详尽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次会议，推选出四县抗敌总会筹备委员20人，其中常务委员9人。在常务委员中，又推选地方人士纪振纲、樊王琳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另一名副主任由新四军代表王丰庆担任。其后，即以筹委会名义，聘请了一些上层人士和旧政权的区、乡长为委员，并拟于9月10日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这一天，因日军调动金、句，丹兵力2000多人，分五路向我驻宝堰的新四军一支队发起进攻，对我茅山根据地进行第一次“扫荡”，故正式成立大会未再召开。同时，又因纪振纲当选筹委会主任后未到会工作，遂决定由樊王琳为主任，王丰庆为副主任。

四县抗敌总会是在我党我军领导和帮助下建立的，是一个带有准政权性质的行政机构。从建立起就代行政权职能，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为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县抗敌总会的成立和发展，既适应了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又为正式建立县以上抗日民主政府作了准备。

总会成立时，茅山地区已沦陷半年之久。日军除在城市交通线上的重镇设有据点，并组织“维持会”充当伪政权外，广大农村因兵力不足，一时尚未侵占。而国民党原有的政府人员，早已随着国民党溃军逃走，所以茅山周围各县广大农村，均处于无政府状态。一些国民党的溃散官兵，与当地豪绅匪首相勾结，始则各居一方，继而倾轧吞并，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新四军未进茅山之前，金坛茅麓公司（茶林场）经理纪振纲拥兵自卫，曾联合镇六区、金六区的地方武装，击溃句容大陆公司（林场）陶华阳的三千乌合之众。随后于1938年3月，纪振纲组织镇、丹、金、句四县防匪委员会，借以扩大力量，保住其“二十年经营，四十万投资”的茅麓公司，并自立为茅山“盟主”。当时，我军初到，立足未稳，以有限之兵力，既要对敌作战，又要保障社会治安，这就必须举止得当。而且，此时正值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顽固派孤立我军于敌后，虽有“借刀杀人”阴谋，但尚未公开制造磨擦。因此，陈毅及其他领导同志审时度势，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确定成立四县抗敌总会，借动员各阶层力量一致抗日，并且特别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打开敌后抗战局面的重要一着。为此陈毅同志甫抵茅山，即亲自邀请樊玉琳等商讨召开各届人士代表会议，以便筹备成立四县抗敌总会。同时，又结合当地群众防匪自卫的需要，即以抗敌自卫的名义成立组织，这与当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相一致，因而获得了各界代表的一致拥护。此外，召开会议的时机，选定在韦岗、新丰战斗连续告捷以后的“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这对克服“恐日病”和激励斗志，也甚为有利。

四县抗敌总会的发展和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从1938年夏到1939年上半年），这一时期总会在我军战地服务团的帮助下，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如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有的地方是青抗团）、儿童团等，都是根据我党在苏区的经验，把组织基本群众作为依靠力量的。而战地服务团的领导就是中共苏南特委书记吴仲超，战地服务团团部实际上是苏南特委机关，后来在1938年底和1939年春各县建立的县委，也都以战地服务团民运工作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四县抗敌总会在各县组织的抗敌自卫委员会分会，也同样是在战地服务团的布置下，由民运工作队帮助组成的。由于当时重视开展统战工作，从总会到分会，除吸收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参加外，主要是吸收那些在当地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和旧政权的区乡保长参加，这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使四县抗敌总会具有相当的权威，从一开始便能代替政权机构，做好领导地方抗战、维持地方秩序、以及组织民众和除奸等工作。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对敌作战，当时，我军乘日军后方空虚，在二支队跟进苏南之后，即向京沪、宁芜铁路及公路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战。继而为打破敌人的“扫荡”计划，又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向敌入腹地孤立据点及交通线进行袭击，从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大大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抗敌斗志。四县抗敌总会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活动是发动群众支援我军作战，其次是协助我军建立根据地的正常社会秩序。  

在支援作战方面，最显著的活动是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的破路。陈毅同志曾在《江南抗战之春》一文中描写道：“成群结队的人遍野川流而来，远远望去，好像无数散兵线向着同一目标前进”，“兴高采烈的干起来，锄头飞舞，碎石乱掷，保甲长来回招手，如在战场上指挥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大规模破路的动人场面。当时的丹（阳）、句（容）公路破坏最为彻产，使敌人长期不能通车。支援作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军需供给的补充。由于国民党对发给我军的军饷、军需，先克扣、后停发。并不准我军就地收税征粮，所以便由四县抗敌总会就地设法补充军需供给。当时除了打敌伪税卡和对资敌者罚款，借以补充供给外，同时还按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向大户借钱借粮，以及在各阶层开展募寒衣运动。如句容的开明士绅王城龙、王城凤，每次借钱都为数百元以至上千元。借粮则每次不下数百担之多。又如1939年秋募寒衣解决部队冬装，纪振纲曾捐三百套棉衣，其他开明绅士也认捐数十套至上百套不等。其他如侦察、送信、运输、救护等，也常常由四县抗敌总会布置给区抗会和乡、保长贯彻执行。而由各地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团）等群众组织保证完成。

其次，在协助我军建立根据地正常社会秩序方面，主要是收编游杂部队（包括半土匪式的“吃光队”）以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四县抗敌总会因人地两熟，故能当好参谋助手，起了一定作用。如收编镇丹孔庆哲部、金坛吴甲寅部、句容许维新部，还有各地的零星小股武装等。这些武装收编后，除极少数有过叛变外，大部分都改造成地方抗日武装，有的后来又上升为主力部队。此外，四县抗敌总会还根据陈毅同志的指示，新建立了一些地方武装。如地方知名人士巫恒通为团长的句东北民众抗敌自卫团（后改编为新三团），即是1939年初组成的。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不但使扰民的游杂部队变为保民的抗日武装，而且还有了可靠力量，可以对一些争取无效、继续与敌伪勾结、残害群众的土匪武装，进行坚决的镇压。

中期（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0年7月），这时国民党投降派已在南京粉墨登场，而国民党顽固派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这就实际上形成了“共同反共”，置我于敌、伪、顽的夹击之中的斗争态势。因此，四县抗敌总会在这一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既要与敌伪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又要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投降、反磨擦的斗争。1940年3月，苏皖区党委与江南指挥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确定四县抗敌总会代行政府职权。4月，新六团和丹南中心县委、四县抗敌总会联合组成军政委员会，陈时夫为书记。此后，四县抗敌总会便逐步过渡为抗日民主政权了。在这一时期，四具抗敌总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1939年7月，冷欣出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主任，兼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积极推行“防共”、“反共”等反动政策。因而，国民党委派到镇江、句容、金坛、丹阳等县的县长，也即加紧制造摩擦。尤其是镇江县长庄梅芳（原系陶华阳部属，国民党的党辊），竟公然开会宣布四县抗敌总会及各地的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团）等，均为非法组织，所有地方抗日武装一律由国民党收编。同时，还造谣污蔑共产党“共产共妻”，咒骂新四军是“匪军”。更为甚者，庄梅芳不但暗中杀害我军安置在高庄的伤员，打死我派往刘庄的二名侦察员，而且还以阴谋手段，杀害我新四军一支队二团特务营长马峰等8人。在此之前，庄梅芳还在宝堰一带强征暴敛，除征收当年的田赋捐税外还补征上两年度国民党政府溃逃后未及征收的赋税，甚至又要预征下一年度的赋税。这些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广大群众和开明士绅的反对。因此，四县抗敌总会当即顺应民意，首先控制区以下基层政权，与庄梅芳进行了“分庭抗礼”的斗争。随后又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在反磨擦斗争中协同新六团解决了庄梅芳县常备队的反动武装，并惩处了恶贯满盈的庄梅芳。

这次反磨擦斗争后，我方仍按“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以斗争求团结，对蓄意制造磨擦的国民党句容县长张振翼和江宁县长张雍冲，在解除其反动武装后，先后将“二张”宽大释放。但是，这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仍然嚣张，有恃无恐。1940年6月，我江南指挥部主力向溧（水）、武（进）路以北开进时，冷欣即以两师之众尾于我后，并以两个团揳入茅山腹地，阴谋向我南北合击。我为自卫计，遂发起西塔山战斗，四县抗敌总会的地方抗日武装配合新四团和新六团，一举将顽军钟钟山部两个团击溃。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也随之被驱逐到溧武路以南。同年七月，苏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邓仲铭为书记），四县抗敌总会即在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正式代行了政府职权。

后期（从1940年8月到1941年5月），这一时期的前一段，即1940年下半年，四县抗敌总会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组织机构日臻完善，工作人员也相应增加。除先前已由苏南特委组织部长（后为丹南中心县委书记）陈洪担任指导员，接替调任独立一团团长王丰庆的工作外，并将总会的办事机构分军事、民运、宣传、财经各科，全部配齐了干部及其办事人员。与此同时，丹（阳）、扬（中）、武（进）三县抗敌会，江（宁）、当（涂）、句（容）、溧（水）四县抗敌总会，金（坛）、宜（兴）、溧（阳）三县自卫会等也先后成立，各地抗敌会在代行政府职权时，分别聘请（委任）了一批区长。如句容一区区长洪天寿，二区区长凌康，三区区长王致炜，四区区长许维新，镇江六区区长朱荫宇，金坛六区区长蒋铁如，丹阳二区区长周金海等。尽管事后有少数人叛变，但从此以后，在我控制区内，初步建立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

当时，四县抗敌总会根据1939年在部分地区设卡收税的经验，于1940年下半年开始加以推广。如从宝堰经蒲(土干)、直溪桥至金坛有条水路，我沿途在堰波桥、张家桥、老鸦庄、颜家渡等地设卡征税。我方收税只收一次，发一张税单，凭此税单可在新四军控制区通行无阻，不再另外收税。这与敌伪或国民党重重设卡收税完全不同，当然受到欢迎，因而得以解决我军经济上的困难。

不过，四县抗敌总会在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即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其活动范围及组织机构，均因敌伪反复“扫荡”而大为缩减。但是，四县抗敌总会在严峻的考验下没有垮掉，而且组织了一支精悍的短枪队，由蔡啸任队长、周峰任指导员，继续坚持斗争。后在樊玉琳的率领下，成功地袭击了东荊塘敌伪据点，打响了恢复茅山根据地的第一枪。同时，句一区在区长洪天寿的带领下，始终坚持斗争，保住了这个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久，廖海涛率主力回师茅山，连克石马、蒲(土干) 、九里、延陵等据点。四县抗敌总会组织地方武装与之配合作战，遂使茅山根据地得以迅速恢复。1941年5月15日，苏南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同时建立了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四县抗敌总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即行撤销。

岁月沧桑，时光飞逝。198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将四县抗敌总会遗址列入省级文保单位，1995年9月纪念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目前，纪念馆已被中共镇江市委、镇江市人民政府命名为“镇江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镇江市中小学德育教育基地”，被江苏省军区、江苏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命名为“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最近，又被丹徒区命名为“丹徒区党员干部勤廉形象教育基地”。

到目前为止，纪念馆已接待社会各界人士数10万人次。一大批新四军老同志、来领导。如原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銍秀、原江苏省书记韩培信、原江苏省纪委书记康迪、原福建省纪委书记王曼、原空军司令部政委郑竹波等人。都在纪念馆留连忘返，表达出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